中国收入分配四大失衡：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二）

贫富差距巨大会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 .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 .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开支逐年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 D 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 D 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缓解四大失衡提振内需的十条建议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财税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剥夺。同时改革新股询价制度，改变超高市盈率发行，在一级市场制造泡沫到二级市场掠夺的不合理现状，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
　　另外，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没有发行几只股票。然而仅200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5000多亿元，仅12月份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甚至300%！建议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多少优惠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针对四大失衡状况，一方面向民众倾斜，另一方面要对占有过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平。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 D 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放弃只看重G D 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 D 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例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体。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应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力，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力，以形成对官员权力的少许制约，促使权势集团向公众利益有所让渡，这既对保护干部健康发展有益，又能使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真正落实。　(作者丛亚平　李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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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危害甚大
　　在第三届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再次批评了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问题。(5月18日《人民日报》)。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危害有以下几点：
　　首先，垄断行业工资过高，损害了全民的利益。因为这些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都是国有企业，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应该归国家所有，并且由国家在全民范围内合理地进行分配，包括用于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的投入以及扶助贫困人口等。但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实际上挤占了国家，也就是全民应得的份额，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全民利益的无理剥夺，这当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其次，由于这些垄断行业多半是行政垄断，并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后形成的自发垄断，所以它们的技术水平往往并不高，其管理和提供的服务也存在许多问题，而且他们也没有尽快改进的动力和紧迫感。
　　第三，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也破坏了人才价值规律，使青年产生错误的心理预期。步正发在讲话中举例说，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是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收入也超过了许多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白领的收入。正常的市场经济向求职者发出的信号应该是：你的能力越强，贡献越大，收入就会越高；但垄断行业过高的收入发出的信号却是：你的能力和贡献同你的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却和你选择的行业有极大关系。显然，如果这种观念盛行，青年就很难愿意加大投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整个社会的效率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据《宁波日报》)
　　全国工商联∶四万亿并未惠及中小企业
　　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欧阳晓明表示，目前民营经济占到内地G D P总量的一半以上，但民间资本却很难进入垄断性行业。他同时直言，国家4万亿元投资并没有惠及到中小企业。工商联一直呼吁国家更多的关注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只有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其工作者收入稳定才会消费。如果消费群体集中在小部分的高薪阶级，消费的“边际效应”不会大。
　　他指出，国家4万亿投资没有惠及到中小企业，并没有大规模带动就业。这些巨额投资很多都投入到基础项目建设，但其带动的就业能力不如投资中小企业。
　　(据《大公报》)
　　土地财政渐进还是渐退
　　自从2006年以来，北京土地出让收入每年都以几何倍数增加。2009年，土地合同出让收入占到政府财政收入2026.8亿元的46%。2010年，北京市财政支出约为2228亿元，市级财政支出安排894亿元。
　　单纯依靠财政收入很难支撑政府财政支出，土地收入与房地产税收对支撑政府收入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府是否已经形成了对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投资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实体经济复苏何时可待？
　　而这一现象绝不仅仅局限于北京一地。2009年中国各地城市的卖地收入都呈现飙升之势，70个大中城市出让金同比增加140%，其中，杭州、上海、北京、天津排名前四。
　　中国指数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大盘点》，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以1200亿元拔得头筹，上海达1043亿元排名第二，北京928亿元紧随其后。天津也达到了732亿元。而广州、宁波、重庆、武汉、佛山、成都等地虽然在总量上与前四名有较大差距，但同2008年相比也实现了200%甚至300%以上的增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43家豫企高管薪酬近亿元
　　据新华网河南频道5月13日讯：虽然去年A股上市豫企的净利润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1 .99%，但是，豫企高管今年获得的薪酬却比去年增长6.84%，达到9959.66万元，其中，仅神火股份一家，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总额即达1049.5万元，约占豫企高管薪酬总额的一成。
　　根据对省内43家上市公司的统计，去年A股上市豫企高管获得的薪酬总额达9959 .66万元，与2008年9322.40万元的薪酬总额相比，增长幅度仅为6.84%，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1%)。